调解医疗纠纷 “医调委”究竟改变了什么
医疗纠纷调解现场
编者按
近十年间，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，根据卫生部统计，2008年~2011年，医生遭遇暴力袭击事件从3.7%升到4.5%，其中一些恶性案件更是举国震惊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各地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(简称“医调委”)应运而生，它们在调解医疗纠纷、缓和医患关系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仅以北京市医调委为例，2012年，该医调委共接待来电来访3312例，接到调解申请1945例，受理1836例，调解结案1745例，调解成功1241例，成功率约为71.12%，紧急出现场61次。
医调委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?在调解医患矛盾过程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?春节前后，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。
很多纠纷因一句话引起
记者来到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时，整个医调委的4个调解室都坐满了人，大厅里的两张桌子也坐满了等待调解纠纷的患者家属。
调解员王东原是北京一家医院的一名退休法官，她向记者讲起了这里的工作。
在王东的感觉里，不少医疗纠纷都是因一句话而起，如果医疗机构态度好一些，多说一句安慰的话，就能避免很多纠纷。王东给记者讲了两个案例。
一位身患传染病的孕妇在北京某传染病医院生孩子，生产前一晚9点多检查孩子还正常，第二天遵医嘱打催产针准备生产时，发现孩子没了胎心，死了。患者家属不干了，在医院里闹了起来。医院请求医调委派人到医院调解。
当调解员赶到医院医患办公室时，20多平方米的屋子站满了愤怒的家属。他们见到调解员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他们把孩子弄死了，不仅不道歉，还说死个孩子正常。”
王东立即当着患者家属的面对医院医患办公室主任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说这种话是极不负责任的。医院死人是正常，但毕竟人家是丧主，而且怀胎十月的孩子死了，至少应该说一句安慰的话。”
在医院方首先道歉后，患者家属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。通过解释，最后患者家属也理解了孕妇患传染病生产的危险性。
还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到医院抽血，被告知结果是溶血，得重新抽血化验，他不相信自己溶血去检验科找样本时，听到检验科一个工作人员说，根本没他的样本，于是他产生怀疑，“我因糖尿病需要定期验血，从没溶血过。到底是没有我的样本?还是真溶血了?”之后，在他向医院多个部门询问的过程中，不但没有解开他的疑虑，反而是一些医务工作者的态度激怒了他。
他对王东说：“大姐，太气人了，一个化验费才百十来块钱，而且我还是公费医疗，这个根本不是钱的事，但他们这里推那里，那里推这里，其实只要说句好话，给我好好解释这个事情，我也就不来这儿了。”
王东感慨说，医院医患办公室是有难处，碰上不依不饶的患者没完没了，但是病人到医院看病心情本来就不好，如果医院态度能好些，可能有些矛盾几句话就能化解了。
她说，患者是当事人，有些人“轴”在自己的想法里头了，这时候调解员就得想法把患者引出来，让他进入调解员的圈子里，一般的人谈个三四次话，情绪基本上就没那么激烈了。
现代医学不能治好所有的病
27岁的农村妇女李芳(化名)本是宫外孕，但所有的前期检查都显示是宫内孕，医院就按宫内孕保胎，结果造成大出血不得不切去一侧卵巢。医调委医学专家认为，因为现代技术不能够100%查出宫外孕，所以医院无责。
一位患者由于血管先天畸形，在一次大手术后死亡。家属要求赔偿120万元。在经过仔细调查取证后，未找到医院过失依据，所有操作都符合诊疗规范，原因是手术前无法发现血管畸形，只有打开了才能发现，所以医院无责。
这两起医疗事故原本医院无责，但由于患者家属不能理解，仍然与医院方面发生了冲突，最终闹到了医调委。
王东对记者说，到这里来的一些人存在这样的误区，就是我来到医院，交了钱，大夫就应该给我治好病，出现了不好的后果一定是医院的问题。其实医学技术与食品不同，食品99%没问题也不能给老百姓吃，但医学技术98%有效就可以应用到临床上。
医学是门复杂的学科，人类对疾病的认知还很有限。专家指出，目前，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，能够彻底治愈的疾病为数不多。但患者往往觉得“能叫得出名字的病就该有得治”、“别人能治好自己就能治好”，这种巨大的认知差距，是埋下医患矛盾的最大诱因。
医疗工作疏忽不得
虽然由于医院的疏忽不作为造成伤害的纠纷并不是很多，但每一起这样的纠纷都给调解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很多调解员都说，即使纠纷处理完了，心里还会难受好几天。
有一次，调解员们通过一家医院急诊室里的监控录像，眼看着一个17岁的花季女孩因车祸受伤被家人送到急诊室后死去，而医生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、实施抢救，医院给出的抢救记录跟录像根本对不上。最终医院给予了死者高额的赔付。
调查显示，2011年，32%的医护人员曾遭遇医患冲突，85%以上医疗纠纷是由于医疗安全方面的问题所引起的。
业内人士指出，不可否认，有少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上存在问题。但另一方面，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，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，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，医生从早上8时开始接诊病人，中午12时也无法准时下班，一上午要接诊50多个病人。医生没时间上厕所，没时间喝水，而病人又觉得大夫没时间跟他多讲话，医患矛盾由此产生。
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对记者说，现在工作压力很大，外面那么多病人在等着你，你必须思想高度集中，在两三分钟内给患者做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处方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
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，现在很多医院都开设了假日门诊，医院把医生的弦绷得很紧，可以相对缓解看病难，但却留下了医疗安全的潜在隐患。
这只是权宜之计
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认为，医患纠纷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公益性下降。
他认为，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“灵魂”，这就要求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政府财政投入。否则，传统医患间的信任关系难免转变为利益博弈关系，表现在患者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医生工作时间长、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、社会地位降低等，导致医患矛盾紧张。
邓利强对记者说，目前老百姓把对看病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转嫁到了医生身上，这需要医院和患者双方都要改变心态，变相互猜疑为相互信任。
“就好比一个人去开会，吃住行都免费，他的要求就不会太苛刻。但如果全部自己掏钱，他就会考量所花的钱是否与得到的服务相匹配，就有了要求权。”在香港，看门诊只需交10元港币的处方费，如果住院一天，一个人100元港币就包括了吃住治疗所有的费用。
邓利强说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承担了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法定责任和义务，这个义务表现在患者不是不掏钱，但会让患者确确实实感受到在享受一种社会福利。这时患者不会再怀疑医生是为了挣钱而让病人做检查，再多的检查患者知道都是为了治病。
对于目前各地纷纷建立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，邓利强认为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能在短期内起到社会“减压阀”的作用，但医患纠纷最终的解决方式应是司法途径，这是任何正常社会应有的理性。
